## 4.6 父母與老師心理角色的變化

### 我們的社會進步了嗎？

在觀察這些年輕族群時，我一直有一個困惑。照理說我們的社會相較於以往而言，教育觀念應該是進步很多了。更尊重小孩，反對體罰與不當管教，教育改革也一直朝向讓學生不死記內容、鼓勵多思考的方向前進。我認為這應該也是對的方向，即使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怎麼樣也不至於更糟吧！

當然，整體的情況如何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調查才能確認，但是以我臨床看到的情況，情況是不樂觀的。前陣子有機會到中部某大學的諮商中心，與心理師、諮商師及社工師一起交流分享，他們的觀察與我相去不遠。2022 PISA 發表的報告，台灣學生的表現逆勢上揚，但是「高等成就的學生表現依然優異，但中等成就的學生表現卻有所下滑」。這意味著「更多的學生無法在學業表現上獲得成就感」，而學業表現在台灣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是青少年能獲得肯定的重要來源。

那麼表現好的學生就沒問題了嗎？似乎也不是。大學裡有情緒困擾的學生變多了，學校輔導人力完全無法因應這方面的心理需求；而且不是只有非頂尖大學的學生有情緒困擾，頂尖大學的學生一樣有這些問題，甚至還可能更多。最後只能由政府緊急出手，推出年輕族群心理諮商方案，來解燃眉之急。

為何社會的進步，不僅沒能帶來更好的學習成長效果，甚至可能還退步了？

當然在前一篇「網路對自戀的影響」裡提到的網路環境變化是很關鍵的因素，畢竟是很大的衝擊，其他方面的進步不一定可以彌補或是抵銷這些衝擊。但我觀察到其中某一些變化還是值得討論一下。

### 父母作為重要客體形象的弱化

我在與我的年輕病患談話時，經常很容易感覺到他們一種雖然不明講、但可以清楚感受到的、對於父母形象的貶抑；他們認為父母做的不好，觀念上很落後又僵化，無法與他們溝通。這當然是他們的主觀感受，我實際接觸過是覺得，雖然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但是比起之前的世代，現代的家長觀念並不會比較差。

那為何父母的形象弱化了？我有幾個推測。

1、現代反威權的風氣盛行，威權的形象已經成為落伍的象徵，因此現代父母與小孩之間的的權力地位不再像過往那麼巨大。這樣的趨勢不好嗎？不是一直強調父母跟小孩最好能夠像朋友一樣嗎？不是要跟小孩對等溝通嗎？這樣的趨勢當然是好的，與小孩溝通當然也是重要的，但是最終父母還是要有建立規則與界線的權力，這是未來社會化的第一步。但是現代社會少子化的趨勢讓小孩成為父母珍視的寶貝，過度鼓勵與保護小孩，讓小孩對自己有不符合他能力的期待，也沒有協助小孩建立適當的人際界線。結果有時甚至可能造成父母與小孩之間地位的翻轉，過度強化了小孩的自我中心。

2、資訊的開放也讓父母很難維持威權的形象。你不可能知道的比 Google 大神多，想如同古時候「哄小孩」的方式對待 i 世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們太容易獲得資訊了！一旦父母反覆的出現錯誤的資訊，在小孩心中的地位就會逐漸降低。

3、現代社會的生活，親子之間互動的時間減少了！以現在多數的家庭，父母都需要工作的比例很高，這是沒辦法的事。典型的情況是：產假後給保母或是祖父母協助帶，之後上幼兒園，然後銜接上小學。網路時代來臨後，下班後可能大家各看各的手機，實際上的互動可能很少。這樣的情況下，父母要對小孩產生明顯影響力的機會就降低了。

那麼父母形象的弱化會帶來什麼影響？如果簡單以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就是「超我」的弱化甚至是退位。「超我」是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父母的介入，在兒童的自我中形成的部份；「超我」會被個體認同為「自我」的一部分，而且具有一種強制力，要符合它的要求，這是人類社會規範的內化。太強的「超我」當然會對自我造成太多的壓制，甚至妨礙了自我的發展；然而沒有形成適當的「超我」，會讓自我較難控制來自「本我」的原始衝動，雖然可能有比較強烈的生命力，但卻容易失控或是去衝擊社會規範。

當然，社會規範無所不在，你即使不受父母影響，也不可能不去意識到社會的規範。但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看，這些規範只有在生命早期，藉由父母形象的中介，才有機會「內化」為自我的一部分。「內化」意味著這些規範會是你認同與信仰的價值，你自己就會要求自己，不需要實際上外在的規訓才會遵守，性質上有點像是「道德感」。因此如果沒有在早期內化這些規範，之後的社會規範只會被個體經驗成「限制」，而「限制」就會讓人想去打破，因為人性不喜歡受到限制。

而且沒有足夠的「超我」，個體其實不一定覺得舒服，甚至是痛苦的；因為得要不斷承受來自於「本我」衝動的壓力，同時又不斷經驗到外界規範的限制。

這樣的狀況原本有一個補救的機制，那就是「學校」。在目前的社會制度下，學校是社會傳遞與培養規範的重要場所。而老師原本就容易成為兒童與青少年投射父母形象的對象，早期經驗的不足，有機會在學校的場域中修正。（雖然我漸漸對於學校的出現與目的有所質疑，但現實狀況如此，以後有機會再談談這部份）

但是，老師的角色同樣也弱化了！

### 老師形象的弱化

老師作為父母形象的類似替代者，其實同樣面臨了父母所面臨的問題。去威權化與資訊的開放同樣會影響老師的地位，我就不再贅述。我想討論的是，老師的「心態」受到當前環境衝擊下的改變。

長期以來，因為台灣社會升學的壓力，學校老師主要的心力都集中在考試這件事情上。教育改革原本希望減少考試壓力，讓老師與學生能在較少壓力下學習層面更廣，更注重生活層面與人格養成。但在實際競爭需求並未消失的情況下，反而造成更多學習壓力與考試焦慮。但是畢竟學校是團體生活，勢必需要有一些生活上的管理，這樣的過程還是會對學生有所影響。

但是近幾十年來，少子化之後家長對子女在學校受到的對待相當在意，稍有不如預期很容易就到學校質疑；近年來校園中的性平事件，有些事件的結果也讓學校裡的老師感到無所適從；學習方面，學校夾在家長對考試的要求與政府單位的規範之間，兩面不討好。這些事件累積起來，漸漸造成老師教學心態上的退卻，只求「無過」，不求「有功」，類似「防衛性教學」的心態。這種老師心態上的退卻，讓原本可能可以替代父母的心理地位逐漸喪失。

當然，這些改革的方向並沒有錯，很多出問題的青少年也是因為校園中不恰當的管理所造成的；但是整體趨勢的變化還是造成了一種廣泛性的影響，就是老師地位的下降。

### 父母與老師的「中介者」角色

我的推論是，父母與老師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原本扮演的是一種「中介者」的角色，讓兒童與社會這個「大他者」接觸的過程中，有一個緩衝的空間，讓心理上還未成熟的兒童與青少年不必直接面對複雜又難以捉摸的「大他者」。這樣的中介一來可以稍微過濾太複雜甚至有害的訊息，二來可以提供一些成長的「模板」，讓孩子可以有一些比較清晰的自我認同形象。雖然說「模板」一定會造成一些可能性的限制，但是比起「無中生有」的從頭開始，先有個雛型之後再慢慢調整與修正，困難度比較低一點，畢竟不是所有小孩都先天具有很清晰的自我特質與發展方向。

之前義大利開始倡議立法「十四歲以下禁用手機」的規定，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討論，而澳洲則是已經直接立法，在 2025 年底就正式上路了。但我覺得單純的禁用不必要，實務上執行也問題很多。雖然我前面說到「去威權」是造成了「超我」的問題來源之一，但我並不認同要回去「威權」時代那種「禁止」的方式。我們要思考的應該是：如何讓父母與老師的「中介者」角色，能夠在數位時代持續發揮影響。

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數位時代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真實互動的減少。父母天然就在子女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這不用刻意創造，需要做的是，如何去維持它。首先就是想辦法增加親子互動的時間，更多的真實互動自然就會減少使用螢幕的時間，也讓父母的影響力更有機會進入小孩的心理世界。其次就是不只有增加互動的「量「而已，還要強化互動的「質」。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提的「自戀三部曲」—涵容、鏡映與理想化，就是希望能讓親子互動的「質」提昇，讓孩子的自戀結構能夠穩固；既能夠讓孩子發揮他的潛力，又能內化外在理想的形象與典範。

資訊開放的時代不可能回頭，父母不可能限制孩子取得資訊，比較好的策略是，與孩子建立好的親子互動關係，讓孩子願意問你，願意告訴你他的想法；而父母則要保持開放的心態，與孩子一同學習面對未來複雜多變的資訊社會。
